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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文学《警察生涯》连载18（筹备北京打击刑事犯罪展览）

马卫东 2014-12-2 7905
本帖最后由 马卫东 于 2014-12-2 19:33 编辑

六
在我当副科长期间我还参加了一项大的工作，那就是北京市打击刑事犯罪成果展览会的筹备和展出工作。

1983年北京市和全国一样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工作到了关键时刻，仅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北京市立案1.14万起，犯罪率为12.2/万人。1983年北京市立案1.09万起，犯罪率为11.4/万人。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人们生活没有安全感。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北戴河同公安部部长刘复之谈话中明确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北京市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从8月1日开始到31日为止，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第一仗。8月6日20时30分，北京市“严打”战役第一次统一行动开始，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高克同志要求：“全体参战同志务必高度警惕、团结一致、坚决果断、机智勇敢、雷厉风行、周密细致、把收审对象全部收容起来。要严防敌人铤而走险、疯狂反扑，认真搜查证据，做好被收审人员家属的工作。这次行动，是整个战役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一定要做到旗开得胜，首战告捷。”8月9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动员全市人民同犯罪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的万人誓师大会。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狠狠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公安部也提出：“三年为期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8月30日市委市政府又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判处30名罪大恶极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死刑。从此北京市的“严打”斗争拉开了序幕。随后北京市又于9月1日开始陆续开展第一战役的第二仗到第四仗。全市刑事犯罪案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城乡治安秩序明显改善。北京市1984年的刑事犯罪立案数下降明显，全年刑事犯罪立案5828起，比上一年减少了百分之46.6。

为了总结经验，进一步宣传动员群众把严打斗争的战役深入开展下去，市公安局决定筹备打击刑事犯罪成果展览。展览会筹备组组长由办公室副主任刘尚煜担任，我被任命为展览会筹备组秘书组组长，负责组织人员编写展览大纲、板面说明和解说词。原来打击苏修间谍展览会秘书组组长宋景明已调回公安部工作，秘书组组长就只好由我担任了。我先一人集中几天时间写出展览大纲送交刘副主任修改审定。然后向刘副主任递交了临时调人报告，刘副主任和主管副局长审批同意后我就开始从各单位借调人。这次调人的原则是：凡是上次参加过打击苏修间谍展览会的都尽可能借调过来，像郑艺、胡德明等人这次都分别从交管局和刑事侦查处借调过来了，而上次展览会的主力张西等人则因为他们所在的处室外国间谍侦查处已分到国家安全局去，这次就无法参加了。我另外还把户籍管理处的王红和文化单位保卫处的张建军这两个年轻人调到秘书组。

筹备工作在市局大院东侧的一间办公室里进行。

我先让胡德明按展览大纲筹集照片，没有照片的让他补拍照片。我又让王红和张建军根据展览大纲编写板面说明，编好一部分就送我审查修改一部分，我修改后再交给他们抄清。王、张二人都很聪明能干，他们以前虽然都没有接触过板面说明，更没有写过展览会的板面说明，但是经过我的修改和点拨他们很快就熟悉了板面说明这种文体，很快他们就摸到写作的门路，写起来顺溜多了，到后来他们自己能写出比较漂亮的板面说明文字，我的修改也不多了。同时，郑艺同志根据展览大纲也很快设计出展览板面大样来，经过我和刘尚煜副主任的修改也很快审查通过了。很快板面说明搞完了，我立即连同板面照片一并送交展览会筹备组后勤组组长孙冶组织展览公司进行现场施工。孙冶是市局后勤处的科长，他后勤工作经验丰富，办事勤恳认真，是后勤组组长的合适人选，他也是上次打击苏修间谍展览会的后勤组组长，我们都是老朋友了。这次展览结束后他又回到市局后勤处，再后来他升任后勤处副处长直到退休。

孙冶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施工的同时，我和王红、张建军等人又开始根据板面说明编写解说词。解说词跟板面说明有很大不同，它们内容一样但文字表现却大不相同，板面说明要求文字精炼准确，而解说词则要求文字生动活泼有感染力能吸引人，我就耐心地跟他们说明着。他们的文字功底都不错，适应能力很强，几次修改和说明之后他们就弄懂了解说词写作的要领，写出的解说词生动多了也快多了。解说词第一稿编写出来之后，展览会解说组开始组建。这次抽调的解说员都是新参加工作的年轻姑娘，没有上次参加过打击苏修间谍展览会的解说员，因为那批解说员大多年纪已大，已经结婚生儿育女，都已经拉家带口了。展览会筹备组决定解说员都从公安局新招收的女学员中选拔。很快几十名清一色的17、8岁的女警花就集中起来。解说组组长还是交管局宣传科科长姜凤岐，副组长还是那位富有宣传经验的交管局宣传科的马女士。

在正式展出之前我们秘书组也搬到展览会现场去办公。北京市打击刑事犯罪成果展览会的展出地点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西侧一楼。

展览会正式展出了，北京市打击刑事犯罪成果展览会办公室正式成立，刘尚煜任主任，我还是担任展览会办公室秘书组组长，秘书组成员有胡德明、王红和张建军等人。参观方式还是采取集体免费领取门票内部参观的做法。展出那天，军事博物馆门前和院子里站满了前来参观的人们，人们排成长蛇一样的队伍在院子里等侯着，秩序井然有序。我们秘书组的同志分散开来分别到群众中去听取反映，胡德明还去参观现场拍摄了很多照片。回来后我们向市局领导和局属各单位编写了展览会正式开幕的简报。正式展出后我们秘书组的任务没有那么多那么重了，主要是通过展出看看哪些板面哪些解说词哪些照片需要修改调整，或是定期不定期的出出简报向上级汇报展览进度和展览情况什么的。
在展览会展出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参观的群众始终络绎不绝，有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也有学生，就连公安部刑侦局的同志，外地公安厅局的同志也闻讯赶来参观学习。接着公安部和外地公安机关也相继办起了打击刑事犯罪展览。一时间北京市和全国各地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不断向纵深发展，北京市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很快三年为期的“严打”斗争战役胜利结束，全国及北京市的刑事犯罪活动得到有效控制，人民重新有了安全感。实践证明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安定，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的形势下，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一个重大行动；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严格依法办事的一个有力措施。

展出的半年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北京市打击刑事犯罪成果展览会在群众参观的高潮中胜利结束。我们秘书组和后勤组负责善后工作，秘书组负责展板的拍照留档，负责展览会及各组档案的整理归总，负责整个展览会的书面总结及为秘书组成员写鉴定等。后勤组则负责展览会预算、结算的总结及展览板面的拆除。经过一个来月的紧张工作善后工作圆满完成。临结束的那天中午我们做善后工作的七八个同志聚在一起吃饭庆祝展览会胜利结束，大家尽情喝酒，尽情放松，忘记了自展览会筹备以来8、9个月来的紧张工作。专门赶回来参加“告别宴”的郑艺等同志那天都喝醉了，有的同志还拿着酒瓶东倒西歪地跟别人喝酒，边喝边说“我没喝醉！我没喝醉！”更有的女同志喝多了就乐，她们“咯咯咯咯”笑个不停，最后大家都喝得滥醉卧倒在办公桌前和床铺上。

这里值得一提值得拿出篇幅写上几笔的是王红和张建军这两位年轻人。

王红那年30岁，她父亲王维勤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是北京市公安局户籍工作管理处处长。他为人和蔼可亲，群众关系很好，深受下属爱戴。1983年在他快到60岁的时候，却身患重病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王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她父亲的班从一个基层工厂调到市局户籍工作管理处的。到户籍工作管理处工作没几天她就被借调到市局打击刑事犯罪成果展览会筹备组参加展览筹备工作。

她虽然以前没有干过公安工作，更没有接触过公安宣传工作，更别说公安展览会的文字工作了，这些工作她以前都从来没有干过，但她聪明悟性好，文字功底深厚，这些工作她是一点即明一说即会。对于展览会的文字工作我是比较熟悉的，因为10年前我搞过两年多的展览工作，再加上那时有宋景明这样的写作高手的耐心帮助。如今人家王红在过去从没有接触过的工作上，这么快就能熟悉并能熟练掌握公安展览的写作要领，这可真是奇迹啊！后来我发现这里除了有她聪明悟性好这些因素之外，也跟她刻苦好学分不开。在展览会筹备期间我经常见到她主动加班加点工作，大有不弄懂弄通展览会文字怎么写，不完成当天的写作任务决不罢休的劲头。那时她住在南河沿东侧迺子府胡同，离市公安局大院比较近，她有一个刚五六岁的小男孩叫闫珺，小珺胖胖呼呼的特别好玩特别惹人喜欢，因为家里没有人照顾孩子，她只能和爱人轮流照看孩子，轮到她照看孩子时，她就下班后把孩子接回到市局展览会筹备组来，边哄孩子边写展览文字。这时我们其他人也加班累了正好可以借哄孩子之机休息休息换换脑子。我们就轮流抱小珺玩，给他买糖果，哄他叫“爷爷”，当他稚嫩的小嘴喊出“爷爷”来时，我们都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展览会正式在军事博物馆展出了，我们秘书组也搬到军博上班，她离家远了没法带孩子了，她就把接孩子照看孩子的事完全交给爱人，自己坚持到军博去上班，而且每天早来晚走。早晨总是她第一个赶到军博打扫卫生，给暖瓶灌满开水，晚上下班时她也是最后一个人离开军博，离开前认真检查门窗是否关好锁牢。我那时家住在南新华街附近，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到长安街倒四路汽车去军事博物馆，经常会遇到也换乘四路汽车的王红同志，我们就一路同行，一起聊些工作和家常琐事，慢慢地我对王红同志的情况更加了解了。

展览会工作结束以后王红又回到户籍工作管理处工作，由于我写的鉴定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王红同志对公安宣传工作的热爱和她的写作本领，她被分配到户籍工作管理处宣传科工作。他们宣传科在业务上归我们市局办公室宣传科领导，而且他们办的简易杂志《治保会通讯》也归我们办的《首都公安报》指导。所以展览会工作结束后我们平时工作上的接触还很多。在展览会工作期间，我发现王红是搞公安宣传工作的好苗子，在展览会结束后我继续关心她培养她支持她的工作。机会来了，那时全局上下都在宣传学习东城分局朝阳门派出所的事迹，这件事既是户籍工作管理处的工作也是我们办公室宣传科的工作，于是我就找户籍工作管理处的处长商量借调王红，我们一起搞朝阳门派出所经验调查，然后写出文章推动向朝阳门派出所学习活动深入开展。户籍工作管理处的领导接受了我的建议，我和王红来到朝阳门派出所调查。

朝阳门派出所地处北京站正北边的朝阳门内南小街上。这个派出所可是老先进了，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们就是闻名全国的“公安战线的一面红旗”。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们努力恢复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以出色的成绩连续6年被评为北京市公安局先进单位，1980年再次被评为全国公安战线先进集体，同年被树立为北京市公安派出所标兵，1984年又被公安部授予集体一等功。多少年来，这个派出所的民警日夜战斗在这块土地上，吃苦、受累，把青春、把热血，把所有的精力，全部的爱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生活在这里的人民。

朝阳门派出所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激励我们用朝阳门派出所的精神去采访朝阳门派出所，有的民警白天有事没法采访，我们就用晚上时间去找他们谈；有的民警没工夫在派出所里谈，我们就随同他们下责任区边体验他们的工作边和他们谈。很快我们就把朝阳门派出所的情况和事迹了解得一清二楚，装满了我们的脑子，事迹多得都要往外流。我感到写稿子的时机已成熟，于是我就和王红商量怎么写，她自告奋勇写第一稿由我写第二稿，我同意了，并告诉她你就放开了写，把咱们了解到的事迹都详细写上去，不要计较文字形容的准确不准确，文章写得好不好，要大胆去写。我还和她商量了文章结构，每个大段的内容和每个大段里面用哪些事迹例子，然后就由王红去写。没几天工夫王红就写出了第一稿，我拿过来一看基础还可以，于是我就躲在办公室里认真思考推敲，我把重点放在派出所门前的红灯上，以红灯为主线来展开派出所的各种事迹，最后再回归到红灯上来。想好主题构思我的文章也就像泉水般喷薄而出，一段段优美的文字即刻间落在纸上：

“这是一盏普普通通的红灯，高悬在大门的正上方。它不像宫灯那么妩媚，可千千万万的群众喜欢它，离不开它；它没有探照灯那么耀眼，可它给多少人带来光明，带来希望。它像燃烧的火，广大群众会从中得到温暖；失足的人们能从里面看到光明；而犯罪分子在它面前则会现出原形，无处躲藏。

“人们说红灯是派出所的象征，这话有一定道理。这不仅仅因为红灯是派出所的标志——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在长长的街巷当中，你不用看牌子，只要看看哪个院门上方悬挂着红灯，就找到了派出所——更重要的是，红灯反映了公安派出所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本质。

“在北京市东城区繁华的朝阳门内南小街上，有一盏这样的灯。这是一盏同样的灯，可它格外地红，格外地亮。
“它是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朝阳门派出所。”

······

我一口气写下去，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啊，红灯！》一气呵成！稿子送到《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他们当即在1984年第九期的头条位置上刊登。紧接着1984年9月19日市局办公室向全局发出通知，要求全局各单位组织民警认真学习这篇文章，“全局干警要以朝阳门派出所为榜样，深入开展‘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活动，以最大的干劲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为保卫‘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新贡献。”
在1985年举办的首届北京金盾文学奖评比中，《啊，红灯！》在数百篇征文中脱颖而出，被评为报告文学一等奖。

《啊，红灯！》的创作成功激发了我和王红继续创作下去的决心和勇气，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做好工作的信心。从此后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分别做出了成绩。王红后来到北京市警察学院上大学，在上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她又回到市局户籍工作管理处宣传科工作，先是任副科长、科长，后又任主管文字宣传工作的副处长，直至升任正处级的政委，抓全处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字工作。退休前她又被调到北京市警察协会妇女分会任副会长，直到退休。由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国家正处级干部，除了王红同志本人的条件，本人的刻苦努力，以及客观条件比较适合她的成长外，不能不说这和她在近30年前刚调到市公安局工作时，就在市局打击刑事犯罪展览会搞文字工作，打下的牢固基础分不开，也和她参加朝阳门派出所的调查，写《啊，红灯！》所经受的锻炼分不开。

张建军也是一个不错的青年，他比王红小2、3岁，是个非常能干的小伙子。他非常虚心好学，在市局打击刑事犯罪展览会秘书组工作时，开始他不会写板面说明，我就耐心细致地教他，给他讲板面说明写作的特点要求，并拿王红写后我修改过的稿子一点一点地教他。他很聪明，好多事情都是一点即明一说就会。很快他就能写出不错的板面说明来了。后来在写解说词时他也和写版面说明一样，开始时不会写，我就耐心教他几遍他也很快就会写了。他的最大特点是虚心听话，领导说什么布置什么他都完全照办，绝不打折扣。展览会结束后他又回到文化单位保卫处工作，开始他还经常给我们《首都公安报》投稿，我都尽可能给他发表，后来就逐渐减少了，再后来他找到我说他要调出公安局工作，我开始不同意，他后来又找我说想过来思过去还是觉得调出去好，我只得点头同意。他后来调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作，中间曾到日本留学几年，回京后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离退休工作处工作，担任副处长、处长很长时间，他调出后我们还时有来往，最近听说他又调到哪个处当处长去了。

真是时间不饶人啊，当年的小伙子如今也已经是五十好几的壮年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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